此“罪”非彼“罪” ——从一实例谈《保险法》第67条的理解和适用

案情简介

2007年9月，甲到乙办的小超市购物，与乙发生争执，遂打电话让被保险人朱某叫人来“教训”乙。朱某即叫了另外3人，伙同其他共计11人来找乙，并与乙发生冲突。乙持事先准备好的尖刀刺中朱某等人，造成朱某等2人死亡。后经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，对甲、乙等主要参与人均判处了刑罚。 

刑事案件宣判后，朱某之妻作为受害人家属，因未能获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，遂以受益人身份向某人寿保险公司提出索赔，遭到拒绝后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。

二、庭审观点 原告方的主要理由是：

1、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死亡，保险公司应当依保险合同理赔。因被保险人的死亡结果，对其本人来说，显属意料之外。

2、被保险人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，保险公司不能以犯罪行为作为免责事由。 被告方的主要理由是：1、刑事判决书中事实认定部分已确认被保险人在犯罪过程中起积极、主要作用；“本院认为”部分将乙的行为定性为防卫过当，甲为寻衅滋事。2、保险合同和保险法都将“故意犯罪”作为保险公司免责的情形。被告拒赔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。

办案思路及心得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12条规定：“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，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。”本案被保险人在刑事案件中被列为“被害人”，并未受到刑事追诉且确定为有罪。那么，未经审判的被保险人，当然就不能实施“故意犯罪”行为了。这不仅是原告律师提出的最主要观点，甚至连主审法官也表现得极为认同。经过认真分析，上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。

第一，刑事诉讼法第12条所称的“有罪”，是指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，包括三方面的含义：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，违反了刑事法律规范，依刑事法律应当受到惩罚，也就是通常所称的“社会危害性、刑事违法性、应受惩罚性”。只有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，才能确定其“有罪”。

第二，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，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追究刑事责任，已经追究的，应当撤销案件，或者不起诉，或者终止审理，或者宣告无罪：……（五）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死亡的；……”显然，行为人未死亡，这是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，也就是确定其“有罪”的前提条件，因为死者无法承担刑事责任，追诉已无必要。

但是，是否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就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呢？能否承担刑事责任、是否受到刑事追诉，显然都不能改变行为的性质。第三，保险法第六十七条规定：“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，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。”从字面上理解，这里所表述的是被保险人的一种行为（故意犯罪）引起的两种结果（自身伤残、死亡），保险人均免责的情形。我们注意到，该条的假定条件是“故意犯罪”，却有“引起自身死亡”的结果产生。如果依刑事诉讼法的理解，就会产生逻辑上的矛盾，因为死亡的人是不能被追诉的，也就不能被确定为有罪，谈不上“故意犯罪”。

所以，这里的“故意犯罪”不是刑事诉讼法上具有刑事责任承担意义的“犯罪”，而是指行为的性质属于“犯罪”，即具有“社会危害性”和“刑事违法性”，只是因行为人死亡，不具有“应受刑事惩罚性”而已。综上，刑事诉讼法所称的“犯罪”和“有罪”，是从责任承担的角度表述的，而保险法中所称的“犯罪”是从行为性质角度表述的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。

对本案法律问题的考量 本案被保险人朱某作为寻衅滋事犯罪的主要纠集者和实施者，对乙构成了严重的人身威胁，引起乙的正当防卫，最终造成自身死亡的后果。其行为显然已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，亦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。

只因朱某在殴斗中已死亡，在刑事审判中被列为被害人，并未受到刑事追诉，亦未确定其有罪；但这并不能改变其行为的犯罪性质。其行为是不是犯罪行为，不是以法院的判决为依据，而是以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来衡量。 还有一个在法庭上争议颇多的问题，原告方认为，对任何人、任何行为，要确定其有罪或者属于犯罪行为，必须要经过法院审理，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均无权确认。

这似乎又陷入了一个逻辑悖论：法院进行审查的前提是行为人是刑事被告，而行为人已死亡，不可能成为刑事被告人；不能成为刑事被告人，其行为也就不能被确定为犯罪行为，结果保险人还是不能适用保险法第67条免责。其实这问题非常简单，受理本保险合同纠纷案的法院就有权力也有义务进行审查。审查的事实依据是生效的刑事判决书，法律依据是刑事法律规范。

裁判结果

两个多小时的舌战，既要对抗原告律师，又要说服主审法官，还要应付原告的谩骂和人身攻击。最后结果还算令人满意——几天后，收到法院的裁定，原告已撤回起诉。但对本案的思考尚未完结，这种民刑交织的案件数不胜数，律师要从容应对并非易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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